所以才有拍在桌子上的這l0萬塊錢支票。

　　“既然您這麼想知道，那好吧。”

　　當年那宗不可思議的死后驗血本身，并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，既然現在項偉這麼堅持，為了活著的人，文紅軍輕嘆一口氣，只能重提傷心舊事。

　　一九九三年的夏末，文秀琳的病到了中晚期，文紅軍意識到，醫院并沒有太好的辦法了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女兒一步一步走向死亡。這是他最看重的一個女兒，文紅軍開始想方設法，尋求外援。在給妻子包惜娣求醫治病的過程中，文紅軍和海內外許多植物人治療專家有聯系，他想到，女兒是腦子里長了個瘤子，和植物人一樣是腦科的事兒，就準備了許多份文秀琳的病例到處寄。回復者寥寥無幾，也沒有什麼切實的治療方案，直到文紅軍收到一位香港醫生的回復。

　　信中說，從文秀琳的X光腦片看，和一般的腦瘤病人略有不同，為了確定病情，最好還是要做一個腦部CT。如果大陸醫院沒有CT設備，他可以幫著聯系香港醫院。最后他還提到，他曾經治療過一例寄生蟲卵入腦的病例，和文秀琳的情況比較相似，如果一時無法來香港的話，建議先血檢寄生蟲卵。

　　在1993年，全大陸有CT設備的醫院屈指可數，就豐海醫院而言，直到1998年才引進了該設備。最關鍵的是，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文秀琳的追悼會都辦完了。但做父親的，當然想搞明白自已女兒到底是怎麼死的，所以才有了那次死后血檢。

　　“可是，既然查出來文秀琳的血里有大量寄生蟲卵，醫院對文秀琳的腦瘤判斷就有可能是錯誤的，為什麼后來……”

　　項偉沒有說下去，但是文紅軍明白他的言外之意。

　　“因為豐海醫院，也是我老婆的勞保醫院啊！”

　　原來如此。豐海醫院對文秀琳的病情診斷疑點重重，可是人已經死了，也沒有確切的腦瘤誤診的證據，當年的醫保體系下，包惜娣的看病配藥，又都必須在豐海醫院。到底是要為了死人大鬧一場，還是為了活人忍氣吞聲？文紅軍再如何痛苦，卻還是必須做出取舍。

　　“那麼這事兒，就是秀琳血里查出寄生蟲卵的事，秀娟知道嗎？”

　　文紅軍搖搖頭，“既然決定了不把事情鬧大，我就誰都沒說。”

　　項偉坐在那兒沒說話，一時間，場面陷入了詭異的寧靜。

　　該問的，其實到這里就問完了。

　　剩下的就是不該問的了。

　　項偉咽了幾次唾沫，喉結來回滾動。他的心跳開始加快，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感覺了，哪怕在這幾年爾虞我詐的商場中也沒有。

　　難堪的沉默保持了足足幾分鐘，項偉幾次想站起來告辭算了，屁股卻還是離不開椅子。終于，他張開嘴深吸了一口氣，游離的目光從別處挪回到對面文紅軍的臉上。

　　“1997年的11月份，秀娟在文華醫院住了幾天。那幾天她多次驗血，第一次就指定要求查寄生蟲卵，這事兒您知道嗎？”

　　文紅軍沒有像剛才那樣直接回答，他控制著自己的表情，可臉上的那一條條皺紋，卻忽然之間深了一點。

　　“你打聽這些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”

　　“看來，您是知道的啊。”項偉的一顆心沉下去了。

　　“那個時候，一直有傳言說，班里有人要害文秀娟，更有傳言說，文秀娟是被毒死的。

這些您知道嗎？”

　　文紅軍還是沒有回答。

　　“看來，您也知道啊。”項偉的神情，開始變得悲傷起來，“我和秀琳，秀娟的關系，要比普通同學深厚得多，我對她們兩個人的了解，也一定比您想象的要更深入得多。寄蟲卵進入血液，臨床上這是非常少見的事情，秀琳為什麼會得這個病，而秀娟又為什麼會懷疑自己得這個病，這兩天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，我知道秀娟是多麼的想出人頭地，我也知道，如果秀琳還活著，您只會供她一個人上大學。”

　　項偉說得越來越快，難以言喻的情感擭住了他的心靈，淚水已經溢滿眼眶，而他卻毫不自覺。

　　“秀琳死了，秀娟上了大學。可當她覺得有人要害她，覺得自己中了毒的時候，哪怕到生命的最后時刻，都非常排斥和警方接觸。她是一個多麼聰明多麼有理智的人啊，為什麼面對生死這麼巨大的問題，卻要放棄最能保護自己的渠道呢？而您，秀娟的父親，在您只剩下這最后一個女兒的時候，在這個女兒年紀輕輕就離奇死去的時候，在您聽說了下毒流言的時候，您卻沉默了，沉默就是您的選擇。一個正常的父親，自己女兒的死哪怕有一分一毫的疑點，都絕不會這樣做的，您能告訴這是為什麼嗎？”

　　文紅軍一張臉變得鐵青，他的嘴抿成一線。

　　伸出手按在那張支票上，像在推動一座山似的，慢慢地慢慢地，把它推回到項偉的面前。

　　項偉并沒有拿回支票，他撐著扶手站了起來。

　　“您不必告訴我，我知道的，我在心里問了自己無數遍，只有一種可能，只有一條路，會讓文秀娟那樣做，會讓您那樣做。”